首先，我们必须排除基因因素。
换句话说，不能简单地认为秦国七代出众的领导人全是因为嬴氏家族的基因优越。
如果真要追溯到基因问题，其他六国的家族基因不比秦国差：
燕国——与周王室关系紧密，血缘近，且燕国的建立远早于秦国数百年；
齐国——姜氏为齐国的始祖，姜子牙是大周的国师，岂能说他们的基因不行？更不必说后来的田氏齐国，其祖先是帝舜，血脉纯正、根基深厚；
楚国——熊氏，其祖先颛顼和高阳，在历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且楚国建国时间较秦国早，秦国成立时，楚国已经是一个强大之国；
展开剩余84%韩、赵、魏——这三国都出自晋国，其中赵国和秦国同祖，韩魏则和周王室有些远亲。
因此，秦国能够连续七代拥有明君，与基因并没有直接关系，所有的家族都曾有辉煌的历史，谁也不具备无法逾越的优势。
至于为何秦国能连续七代明君，关键原因在于自秦孝公起，秦国深入实施了“商君之法”，并且法治体制的延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漩涡，这个漩涡推动着秦国的国君能够在能力上超过其他六国的国君。
可以说，只要秦国的体制不崩塌，无论是嬴驷、嬴稷、嬴荡、嬴异人还是嬴政，登上王位后都不会差，毕竟自秦孝公开始到始皇帝时期，秦国的政治制度已确保了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出现。
这一切的起点是秦孝公发布的《求贤令》。
秦孝公继位时，秦国并非风华正茂，甚至可以说，秦国的局势是岌岌可危的。
不光是山东的六国（燕、韩、魏、齐、楚、赵）对秦国不屑一顾，就连一些已经衰落的老贵族诸侯国如卫、宋、鲁等也视秦国为蛮夷。
为什么？因为他们眼中的秦国，除了建国较晚外，早在建国之前就和西戎部落发生了不少交融，连血统都显得不那么纯粹。
再加上战国时期，秦国在边界的地位长期被晋国压制，连河西地区都被晋国长时间占据，一旦秦国稍有动静，就会被晋国暴力压制。
虽然后来晋国被韩、赵、魏三家分裂，秦国略有喘息之机，但魏国比晋国还要强悍，秦国又被魏国打压了数十年。甚至，秦孝公的父亲也因此力战而死。
内部情况更是糟糕，老贵族掌控着秦国的大部分资源和战备资源。
如果不发动战争，国内的奴隶和土地几乎完全由贵族占据，宗室几乎没有收入；如果发动战争，秦国根本无法与魏国抗衡，而且即便组织军队，也总要看贵族的脸色。
尽管宗室和贵族共同出兵，打仗的总是宗室的军队，胜利后，贵族才会分战利品和土地，宗室只能接受贵族的分封。
可见，秦国的内部形势就像是陷入了困境的老母猪，无法前进，也无法退后。
秦孝公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他深知，再不采取措施，秦国要么会被魏国困死在函谷关，要么会被内部的贵族肢解。
因此，秦孝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向外界发布了《求贤令》，以广泛吸纳天下英才。
这一决定虽然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招聘广告，实则是秦国翻盘的关键。
当时，魏国和楚国等地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发展迅猛，人才辈出，楚国也在吴起变法后迅速崛起。
齐国的田氏夺权后，开设了“稷下学宫”，培养出大量人才；韩国的申不害变法也使得国家变得强盛。
然而，秦国在士人的眼中却并未得到热烈响应，原因在于秦国的恶劣印象使得大多数人对其避之不及。
正因如此，《求贤令》的初期反响并不强烈。
然而，此时的魏国人才过剩——李悝、庞涓、惠施等人才济济，魏国的“魏武卒”更是声名赫赫。
但正因为人才过多，魏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变得异常激烈，吴起被驱逐，孙膑变残疾，公孙衍也因猜忌被打压。
而就在魏国人才纷争不断之时，一个默默无闻的卫国公子——公孙鞅（卫鞅）进入了魏国丞相公叔痤的门下。
卫鞅不仅看到了魏国的变法，还见识了李悝的政治手段、庞涓的军事才能、吴起的军事训练方法，所有的这些，他都视作自己未来改革的珍贵经验。
最终，在公叔痤临终时，他建议魏王任命卫鞅为官，然而卫鞅提出的却是：不做丞相，绝不就职。
公叔痤深知卫鞅的才华，便将他推荐给魏王。然而，魏王并未重视卫鞅。
公叔痤叹息道：要么用他，要么杀了他。
最终，卫鞅依然决定离开魏国，向秦国求职。
这为秦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契机，也为卫鞅找到了他实现政治理想的舞台。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卫鞅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通过破除旧贵族的特权，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体制，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的强盛。
这些变法的成果，也为后来的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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